杨绛经典趣事如下：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一、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二、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三、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四、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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