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孤崖一枝花》 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中,不禁叹异。想宇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有欲罢不能之势。拂其性禁之开花,则花死。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即使王庭庙庑,类已免开尊口,无话可说,仍会有人跑到山野去向天高啸一声。屈原明明要投汨罗,仍然要哀号太息。老子骑青牛上明明要过函谷关,避绝尘世,却仍要留下五千字孽障,岂真关尹子所能相强哉?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作。经济文章,无补于世,也会不甘寂寞,去著小说。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可以临头,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并非一篇千金的墓志铭。这也是属于孤崖一枝花之类。故说话为文美术图画及一切表现亦人之本性。“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实际上老僧虽不叫春,仍会偷女人也。知此而后知要人不说话,不完全可能。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闲谈体”散文(familiar style的意译)体式是林语堂所创造(或倡导)的,化严肃为轻松,恰如密友攀谈。他在《论小品文笔调》中说,“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熟的’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故又称 “娓语体”, 其长处是在“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流露”,取的是“闲适笔调”。"幽默""闲适"的散文体式小品文,取材广泛,形式上各体并用,不为格套所拘,寓庄于谐,化严肃为轻松。通过林氏倡导,闲话风散文的文体地位.提高了闲话风散文的文体地位。内容上“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形式上尺牍、日记、随笔、议论,不拘一格。 个人认为张爱玲由于她传奇的经历,再加上其作品取材于世俗生活,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派的要领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笔法奇特地结合在一起,风格富丽堂皇而且充满丰富的意象 ,才是与其他作家的区别吧。
林语堂 幽默与闲适是其散文的重要特色。用平淡的话语制造美文,表现出一种心境的超脱与悠闲,与他提“性灵”,表现“自我”的美学观相一致。他的“闲适”在内容上表现为冷静超远,旁观世态人情,面对现实,但不干预和批判现实。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娓语式”的小品文笔调。 林语堂与周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人选题都以身边的琐事为主,注重生活的细枝末节,别人不屑顾及的类似“苍蝇之微”都成为他们乐于表达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平实的事物中,林语堂还往往能生发出比尔想不到的新东西。在对细枝末节的描写中,二人还都特别注重性灵,即对这种种细枝末节独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说,西装是常而又常的题目,难有新意,擅长经国大品者肯定会不以为然,大加责罚。而林语堂却给西装赋予新的现代意识。他在《论西装》中说:“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西装“令人自由不得”,“间接影响呼吸之自由”。林语堂甚至说:“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这确是“知微见著”,能在常人不以为然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新意,并自由的表达出来,极见灵性。 是,恰恰正是在性灵的表现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灵性在表达时总是伴随着宁静与冷漠,给人不起波澜之感,知者谓之有,不知者谓之无。而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可见,与周作人一样,写文章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为表达某一主题而特意冥思苦想来作文。而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当性灵来,就文思泉涌,有笔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中又负有气势跌宕、韵律铿锵、节奏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林语堂小品文中除了长句和闲谈文句,还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达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语堂这种在小品文中外显的性灵与情趣气质,是周作人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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