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有这样一个有趣而另人深思的实验，把一只青蛙冷不防扔进滚烫的油锅里，青蛙能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出，逃离陷境。然后又把同一只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锅里，这次它感到舒服惬意，以致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却欲跃乏力，最终葬身锅底。由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青蛙对眼前的危险反映敏感，对还没有到来的危险反映迟钝。由此我想到了人，其实人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生旅途中，逆境催人警醒，激人奋进，而安逸优越的环境却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耽于安乐，尽享舒适，常常一事无成。有的人甚至在安逸之时沉溺酒色，自我毁灭。这于青蛙临难时的奋起一跃和温水中的卧以待毙是何其相似。
“生于忧患”是千古不变的名言，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它最好的注册。那时，勾践屈服求和，卑身事吴，卧薪尝胆，又经“十年生聚，十年数训”，终于转弱为强，起兵灭掉吴国，成为一代霸主，勾践何能得以复国？这是亡国之辱的忧患使他发愤、催他奋起的结果。这说明，当困难重重、欲退无路时，人们常常能显出非凡的毅力，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潜能，拼死杀出重围，开拓出一条生路。
但是，有了生路，有了安逸，人们却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而“死于安乐”。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闯王了。1644年春，闯王攻入北京，以为天下以定，大功告成。那些农民出身的新官僚把起义时打天下的叱咤风云的气魄丧失殆尽，只图在北京城中享受安乐，“日日过年”，李自成想早日称帝、牛金星想当太平宰相，诸将想营造府第。当清兵入关，明朝武装卷土重来时，起义军却一败不可收拾。这令我想起欧阳修说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句话老。险情环生时人们能睁大眼睛去拼搏，因此化险为夷；安逸享乐中却意志消退，锐气全无，结果一败涂地。
从五四运动开始打倒了“孔家店”，人们不再讲孔、孟，讲也是批判对象，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归罪于一言九鼎的皇帝和封建制度，而归罪于孔、孟，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把孔子和林彪绑在一起批。谁还敢再谈孔子？“谈孔色变”。孔子是一个两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不谈就不谈吧，可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还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今天有的人信仰佛教，有的人信仰基督教，这些都是外来的，不是我们民族本有的。而且在全国人口中信仰佛教、基督教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带有浓郁的功利色彩，它们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
现在中央台“百家讲坛”正在播放诸子。哪一子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墨子的兼爱，不论是谁都一样爱？不。老庄的清静无为，不。法家的只认法，不认情？不。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仁义。圣人孔孟，以其超人的智慧“得我心之所同然”。人心都是一样的，人的本心是什么呢？是仁义。圣人掌握了他，也就是掌握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为我们创立了儒家学说。
我们民族的精神是“仁义”，是孔子首先提出来，创立了儒家思想。
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创建了140多个学院，这个学院叫什么名？叫孔子学院。为什么不叫别的名？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都不行。只能叫孔子学院，世界各国也点头。
讲孔孟思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是关乎树立我们民族精神的问题。圣人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说明在这一阶段，已经悟到宇宙，人生最根本之理，已经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子还对曾子、子贡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孔子悟到的理和贯串整个思想的“一”就是“仁”。不过“子罕实利与命与仁。”《论语》里共有109个“仁”。大部分是孔子说的。为什么还“罕言”呢？孔子说“仁”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人的品德一仁厚、仁慈，例如孔子说：“雍也仁而不佞。”（冉雍的为人，仁厚但不善于口才），另一意义是指人的本心、本质。《论语》里的“仁”，大都是仁厚、仁慈的意思，作人的本心，本质讲的很少。所以十大弟子之一的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说的“性与天道”就是“仁与命”。
宋朝理学家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解释的很好，他说：“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天命的义理微妙），仁之道大（总体宏大），皆夫子罕言也。”
孔子罕言仁，但弟子们，特别是接近孔子的弟子们都知道“仁”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都向老师问什么是“仁”。记在《论语》里的，就有六个人，愚笨的樊迟一个人就问了三次。
我们把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答案综合在一起看：
《论语》樊迟第一次问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先从难的做起，不计较所获的多少。）
樊迟第二次问仁，孔子说：“爱人。”
樊迟第三次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在家里恭敬、规矩、办事情严肃认真，和人交往要忠实诚恳）
子贡问仁，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的一切顺利，同时也让别人一切顺利）
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服自己的私欲，使言行都合于礼）
冉雍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门办事如接待贵宾那么恭敬，传唤老百姓，如去承当重大的祭祀那么严肃。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加给别人）
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韧。”（仁者，他是不轻易说话的）
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哪五者？“恭宽信敏惠。”从回答看，孔子是因材施教但都没有谈到仁的本质，明末大儒冯少墟在《疑思录》中说：“《论语》一书，论工夫，不论本体（形而上）；论见在，不论源头。盖欲学者由工夫以悟本体，由见在以觅源头耳。”
孔子是否知道仁的本质？当然知道。前面已经说了，孔子已把“仁”和“心”连在一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一再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每句话，都像宝玉那样珍贵，贯串其中的是“仁”。
5月19日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讲“诸子”，头一位就是孔子。（孔子、孟子是否属于“子”里面，有争论。我家有两套子书，一套有孔子的《论语》和《孟子》，一套就没有我认为“四书五经是经书，不属于子书。）
易中天教授讲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解释仁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对。但他没有说孔子把仁和人心连在一起，仁就是人的本心。孔子没有直接给“仁”下定义，实际上已暗示了“仁”是人的本心。孟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人性善”的思想。
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也有发展，但有局限性。庄子说，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各发展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只有一百五十年后的孟子，在心性论、修养论、政治文化论三个方面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5月20日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讲了孟子。他开始就说“今天孔孟并称，我认为孟子的影响比孔子的《论语》大。”这是基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我认为孔子的影响是孟子不能相比的。孟子影响是强势人格自强不息，孔子教育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哪一个更重要？
一、心性论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心性论的思想，又有开创意义。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生之谓性”（生命的自然资质叫作性）说“生之谓性”，那么人性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告子说人性如湍水，荀子说人性恶。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另开了一个新领域一人性善。
没有把“仁”说成是性，因为孔子那个时候，人性问题还没有那么众人瞩目，但孔子把“仁”提出来了，而且境界那么高。过去有人讲“仁”，但从来没有人达到孔子那么高的境界。这就表明圣人孔子有创辟性的心灵。
到孟子出来，就从仁义礼智说“性”，把孔子说的“仁”，收到性里面来。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比如，现在忽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到井里去了，无论谁都会有惊惧同情之心）孟子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首先他说“乍见”（忽然看到，事实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事先人们毫无心里准备，来不及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反应最直接、最真挚。当中很难渗入其他与此事无关的因素，可以说是本心当下的直接显露。
其次，说的是一个孺子（小孩），一个小孩抓到井边要掉到井里。谁见了都要动心。一个大人在井边，那感受就不一样了。
第三，孟子说这时你动心，不是因为你和小孩有什么关系，你和小孩的父母有什么关系。你的心是自然而纯洁的，没有利害得失的考虑。孟子说：孟子是怎样论恻隐之心的呢？他说：“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恻隐之心仁的开端，只是仁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人生来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但不就是一个好人。
孟子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之后，接着说：“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就是说，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都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确我们在恻隐之心之外，还有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是以他那创辟性的心灵，对孔子的理论做了很好的解说和发展，形成了儒学自己的理论系统，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
孔孟的“性善论”，与世界伟大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不谋而合。佛教惠能法师的《坛经》里大讲人的价值，大讲人的能动作用。他向人们宣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身有之。”“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尽）在自性。”“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还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佛教认为人心里有佛，和儒家的人性善的精神是一致的。
德国大思想家康德对人性的看法与儒家的人性理论是很接近的。康德认为：你只要是一个理性的存有，你就要有意志，要有意志的地方，你才有自由。意思就是：人是一个理性动物，所以人有意志自由。康德的意志自由是说人生来都是向善的。譬如你要破坏公物，自然就涌起一个思想：破坏公物是不道德的。譬如你对朋友撒了谎，自然就涌起一个思想：我骗朋友是不对的。这些自然涌起的思想，不是由于有外力，而是发自人的本性。正是因为有这“意志自由”，除少数人外，多数人能自觉改正错误，而不是愈隐愈深。
但是，孟子提出“性善论”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孟子》中的《告子篇上》就记下了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譬如告子说人性好比急流的水，从东边开了缺口，水就向东流；从西边开了缺口，水就向西流。告子的意思是说：人性的善恶在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孟子说：水的确可向东流也可向西流，但水的本性是向下流的。人性表面上有善有恶，但人的本性和水流向下一样，是向善的。
孟子的根本主张是“生之谓性”。（生命的自然资质叫做性）这是一条古训，是一个老传统。这一条古训模糊了人与禽兽的区别。你无论怎样讲究吃、穿、住，你还是个动物。人除了与禽兽相同的气质之性外。还有义理之性，具体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动物没有这四心。
因为人有四心，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人性善”应该是它的理论基础。
二、修养论
“人性善”，但是否人人都会成为好人呢？理论上可能，事实上不可能。因为人除了有道德心之外，还有受感性欲求所驱使的私欲。私欲极易接受周围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把道德心（本心）蒙蔽。所以，为了克服私欲，恢复本心的纯洁，必须加强修养。“修养论”是《孟子》中论述的第二个重点。
孔子给学者捐出进德修业的总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第六章）人之所以为人，在仁的觉醒。仁心虽与生俱来，但需要不断修养。
孟子认为，修养的关键是使受私欲蒙蔽的本心，重新呈现出本来的光辉。这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如何去找回这丢失的本心？关键不是在别人，而在自己。要主动自发地去寻找。“（人的善性）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怎样思？要“反求诸己”。“反求诸己”就是要“自省”。自省什么？要反省：往日的过错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什么才是我心中真正想要的？你自己会做出许多答案。要知道，最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在反省过程中，如果良心出来做主（而不是私欲做主），你就会醒悟到，自己良心的本愿是“仁”、“义”的概念。原来，仁义不是别的，不是外来的，就是自己良心的本性本愿。人若认请了自己，就能掌握住仁义；自己的言行，按良心的要求去做，就会合乎仁义，就是道德行为了。这叫做“自得”。“自得”就是根本的自觉，就是使仁义真正成为自己的性格。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离娄章句下》第十四章）
“自得”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还要面对环境，锻炼自己。对内，随时警惕自己的良心是否放失；对外，要积极面对现实，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一个人如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会渐渐地在人格上显出其光辉来，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腾文公章句下》第二章）的大丈夫气概。
我们通常把心性论与修养论合称为内圣之学。在这里，孟子没有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孔孟思想与宋以后的程朱学派不同的地方。
三、政治文化
心性论的性善说，通过修养论得到证明。一个人既有仁心的自觉，就不能独善其身，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三十章），进而通向国家、天下，通向文化传统，扩充到“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章句上》第四章），扩充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章句上》第十三章）。这主是所谓的外王事业的开展与最后完成。
对外王事业的开展，孟子反对功利而主张仁义。《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当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就是为孟子的政治理论定下了基础。主张仁义的是王政，主张功利的是霸政，王霸之分的价值标准在义利之别。孟子始终认为，政治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权利统治。梁惠王、齐宣王、兵家、纵横家都曾显赫当时，他们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只是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罢了。
孟子立身于战国时代，首先要重建人性的尊严，肯定道德的价值，开发文化的理想。他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这一政治文化的外王开展，既是针对时代，同时也继承发扬了历史传统。
孟子外王理论的针对时代，一是以仁政王道责成梁惠王、齐宣王，以求一统天下，结束乱局；二是力辟扬、墨，驳斥许行，以求孔子之道大行于世。前者是政治，后者是文化，合在一起为政治文化的外王学。这是《孟子》论述的第三个重点。
孟子政治文化的理想，固然有来自人性的内在根据，但也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传统。如尧舜禹禅让、大禹治水、汤武革命、文王行王道、周公兼夷狄等，这些都是行仁政的最高典范。但是，圣王传统至周公而断，于是孔子作《春秋》，借用《诗经》蕴涵的褒善贬恶的大义，为外王事业建立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离娄章句下》第二十一章）。孟子给自己定的使命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腾文公章句下》第九章）。
这句话的意思是“孟子同他讲人性本善的道理，并且必定引述尧舜的言行为证。”称不上什么鉴赏，只能说细细的去品味孟子为什么这样说。
尧舜是古代先贤。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儒家文化向来尊崇古代先贤，并以先贤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孟子也是如此。所以孟子必定引述自己认为的最接近于圣人的人的言论来证明自己的理论。
尧舜将人性之善发挥到了极致，产生了仁政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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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根据，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不忍人之政”）。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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